抗疫琐记

看快手的父亲给我们看一个视频：两人戴着口罩划拳，喝酒的时候拽下口罩，之后又快速戴上，继续划拳，旁白是哮喘一样的笑声。新冠之初，很多人以这为乐子，可初一刚过，就再也笑不出来了。面对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的农村开始封村、封路，我们逃回县城那天是大年初二，再不走就没车了。于是，开启昼伏夜醒的生活。

史无前例地每天熬到半夜12点，白天睡到中午12点（我只有晚上才能创作，但这也不是理由），在卧室、客厅、厨房和厕所之间徘徊，辗转，没有手铐脚镣，但还是有一种被拴着的感觉。街上鸦雀无声，一辆奔驰的车都没有，更不用说活人。医用口罩一个没买到，普通口罩倒是攒了一堆，挂在墙上，越看越像蝙蝠。

我在屋子里晃啊，躺啊，坐啊，跳啊，怎么都不舒服，有时候就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购蔬菜或者日用品。作为人，群居性动物害怕孤独的特性在我身上展露无遗。我一边给父母电话“没事别去小卖店蹭WiFi，在家里消停待着”，一边戴上据说毫无用处的普通口罩，哧溜就上街了。晚上六点钟的路灯是为我一个人亮的。穿过小广场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忽然前面晃出仨人。这是小区的暗角，看不清，总之一男两女。他们边走边说话。我心里暗想，不说话不行吗？这次病毒主要就是空气传播。马上走出楼区，一个黑衣女人说话了：“你俩快去快回。”我这才听出来，是我闺蜜！可我没敢叫她，因为旁边两个人是哪儿来的，我不知道！那两个人转身的时候也被我吓了一跳，愣了几秒，急忙钻进旁边一家小卖店买东西去了。雪大路滑，我闺蜜低着头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没有回头。我还是没敢叫她，因为我听她说话的声音好像没戴口罩！我俩平时可以同吃一个苹果的，怎么会疏离到如此地步？非常时期，每一个人都不是为自己活着，身后还有家人呢。唉，对不起了，以后再和她说吧。

超市里的人不是很多，但口罩的种类很多。戴N95的似乎胆子很大，买菜的时候挑挑拣拣，逗留的时间最长；戴普通医用口罩的多是售货员，可能是店家统一配备，给顾客打价的时候再也不多费一句口舌“在哪儿拿的”“不能挑，挑的单独一个价”，看一眼就直接打价贴上了，恨不得把菜扔到顾客怀里，碰都不敢碰；带普通口罩的买菜速度都很快，几乎直接拿起，装袋，打价，结算，走人。我侧身的时候被人碰到了，感觉浑身不自在，真不知此行会不会给家里带回病毒，网上不是风声鹤唳，新冠来势凶猛，谁知道藏在何处？去买一双棉拖鞋，看好样子了，求售货员从架子上取来看一下，结果鞋在我俩交接的时候掉在地上了——我俩都怕碰到对方的手！就那么愣愣地互相看了几秒后，想买鞋的我弯腰把鞋拾起来，结算，走人。路上冷冷清清，月牙像刚长出来的豆芽，一卷北风扛在我的肩上，飘零的雪花下得鬼鬼祟祟。哪儿也不如家里好啊，还是继续宅着吧。

煤气罐在最不该没气的时候没气了，炒得半生不熟的菜躺在锅里瞪眼看我，怎么办？换气。给经常换气的那家公司打电话，女人回的很快：“马上来”。结果真的是马上来了，门铃按响的一瞬，我问：“是换煤气罐的吗？”“是。”是那个干瘦的，能把煤气罐一下扛到肩上的女人。犹豫了一下，我问：“你戴口罩了吗？”问完，我又觉得自己好幼稚，这个时候谁能不戴口罩？尤其做买卖的。“戴了。”对方坚定的语气让我放心很多。又听她特意强调一句：“特意买了N95的，能敢不戴吗？”给她开门的同时，我也戴上了口罩。看她戴着黑色N95走进屋里，熟练地卸下煤气罐，拎出门外，我问：“明早能送来吗？”“不一定，”她把煤气罐扛到肩上，下楼的时候又说，“我尽量啊。”干瘦女人像一道冷嗖嗖的风，很快刮走了。第二天早晨，睡得半死不活的我忽然被门铃惊醒，正疑心谁会来，想起煤气罐，急忙去开门。戴黑色N95的干瘦女人带着一股寒气走进屋来，换了鞋又径直走进厨房，帮我把煤气罐安好，之后收了费用走了。全程干净利落，不耽搁一分钟，可能有更多的客户等着她，也可能和我一样，怕给任何人留下惊恐和不适。我们是真的怕了，慌了，但也真的意识到了，做好自己就是为亲人负责，为别人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国家负责。难道不是吗？

母亲一如既往地监督我：“怎么不接电话呢？是不是又上街了？”“没有，手机静音，创作呢，协会有任务。”“在家呆着吧，听说有人逛超市都被传染了。”“嗯，知道了。”我有时候撒谎，有时候没有，但我一定能做好的是消毒：洗手，洗手，洗手，84，84 ，84 ，酒精，酒精，酒精，白醋，白醋，白醋……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奔跑畅快呼吸，但每天看见太阳明亮地照耀天空和大地，我都会心头一亮，一切都会过去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