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的纠结

我在写作一事上，常常是纠结的。

写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易事。写什么，怎么写，这是个值得斟酌的问题。写作时的心态往往决定了最后作品的好坏，好的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一读再读，坏的作品却让人不忍再读，读了也是荼毒双目。

我自认为自己的文字大多都是垃圾。谎话连篇，虚情假意，好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做自己不喜欢的做的事，就比如写自己不喜欢的文字，我写时内心是极度反感和不愿的，好在我的谎大都能自圆其说，不像我看的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女学生为了在考试的作文中脱颖而出竟将自家境遇编造得各种凄惨，不幸的是改卷的正是她自己的母亲，在看到最后一段，说自己母亲因病逝世这一段，她的母亲一下昏了过去。

这个笑话却没让我笑出来。

想起韩寒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最初的撒谎便是源自写作”.这话，我觉得不假。

其实，写作这件事，最是强求不来，像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像来去匆匆的青春。但，明白的人少之又少。

从我上小学，我的语文老师便一次又一次的纠正我们“叛逆而扭曲”的思想，就拿《一件有趣的事》这个题目来说吧，只要念过小学，都不可能不认识这个作文题目，这个题目几乎横贯了我整个小学时代，也使我在远离小学生活多年后还清晰记得这个题目，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我接触这个题目不下五次，实在是写得我黔驴技穷。好吧，言归正传，这篇作文我至今都无法忘怀还源于一件事。

我的语文老师人很好，我唯一不喜欢她是因为她告诫我们，这篇作文不准写掏鸟窝（鸟儿是人类的好朋友）、捞蝌蚪（蝌蚪变青蛙后也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些“坏事”,否则就罚重写，而我当时是正准备写捞蝌蚪的，思量很久我才极不情愿的和同桌“借了”一个主题，写假期帮助福利院老人种花，天知道我没去过什么福利院，也没帮助老人种花，更不觉得帮助老人种花会比捞蝌蚪有趣多少。

看着作文标准中的“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文体不限”,我第一次明白有种情绪叫哭笑不得，虽然当时不懂这个词语，可我敢确定，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可笑。

上了初高中，我忽然明白，什么标准都是浮云，高考分数才是真理。

范文成了写作的主流，我的老师不停的重复“写你应当写”,我实在不懂，这应当，这标准，究竟是什么，难道说，每篇文章都和《全国优秀作文》中的范文一般才是好的作品吗？这和古代的八股取士又有什么区别呢，禁锢学生的想象力，让孩子的梦过早凋零，对心灵世界的残酷摧残，一个个变作罐子里的沙丁鱼，在格式化世界给予的小小空间憋至窒息，那时，世界就和谐了。

在很多人看来，我的观点显得很肤浅和幼稚，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近乎咆哮的抱怨能改变什么，价值观一旦形成，不是谁都可以轻易打破，即使你觉得只有改变才是真理。

我记起我的老师当年极力推荐我们去看的一些名著，我也不说书名了，是学生都懂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懂的书都可以称为名著，因为看不懂，所以走红。通篇的意识流以及不知所云的无病呻吟，我简直无力再看下去，更为过分的是，你不看也得看，还要写上千字的论文，这种我估摸连作者都不愿多看几遍的文章，却要要求读者写读后感，简直就是压迫，赤裸裸的压迫。

大学，有一个让人欣慰的地方，就是你多了说话的权利，比起小学、初中、高中，你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注意，我说的是一定程度。

写作也是一样，至少敢于真实面对自己的想法，道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包罗万象，言之有理，诉诸以笔。“以我手写我心”,在这点上，我是羡慕孩子的，那些思想刚开始萌芽，话语间尽显稚嫩却最真实的声音。

记得在书上看过一个小短文，感触颇深。说的是一个女老师在春天到来之际带着幼儿园大班的一群孩子去春游，回来告诉孩子们，每个人要给老师一个答案，题目是，花为什么开了。周一，老师到校，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围上来，七嘴八舌的说着自己的答案，孩子们的回答让这个年轻的女老师震惊了。有个孩子说“因为暖和了，花儿可以不用躲在家里了”,有个孩子说“因为我们来了，花儿想和我们一起玩，”各种回答都有，但没有一个雷同。老师的标准答案在那一刻黯然失色――“因为春天来了”.

当今社会，技术越来越发达，情感却越来越匮乏，一同匮乏的，还有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心态的日渐麻木就如同笔尖的日益钝化，再过许久，我也不知我还能写什么，又该怎么去写，离开了“标准”的我们，会不会终究变得无所适从。好想对着世界大吼，不要遏制我的想象！不要抹杀我的梦想！但回音很重，信念很轻。

当有天，想象力像被投放了原子弹的日本广岛，贫瘠且寸草不生，我们还能在自己的世界衍生出什么，产出些什么，畸形的标准下也只会诞生畸形的认知。

叹气，就这样吧，我又感到熟悉的痛苦与纠结了。而这痛苦与纠结会持续多久，或是一下，又或者是永远，不得而知了。